在你温暖的怀抱里
王剑冰
一
很多人不知道高士其还曾经在黄姚居住过。
高士其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莫基人，年轻时在美国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，不幸被病毒感染，留下终生不治的残疾，回国后他一边顽强地同疾病做斗争，一边坚持发表文章，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。
1944年，日军轰炸桂林，继而对广西多地发动进攻，许多文化人士开始转移。9月下旬，高士其先是到了黄姚的县府所在地昭平，休整后乘坐小船在思勤江走了两天，再改坐竹轿，翻过大风，经过艰苦的跋涉，才来到隐藏在山水间的黄姚。
来黄姚的还有欧阳予倩等文化名人欧阳先生的故居在主街上，人们很自然就会走到那里。那是一座带有阁楼的房子，我曾几次走过，故居门窗已经褪色，一些花儿探出身子，看着街景。
高士其居却是偶然发现。
此前多次在黄姚的巷子里穿行，都没有找到这个所在，以为现在的人已弄不清半个世纪前的情况。
当时只是随便走走，进了镇子不远，看到人们都顺着主路往左拐，右边的一个小胡同却没有人行，便随意走去。这一走，还真走出了奇遇，一座不大的老房子，竟然挂着一个牌子:高士其故居。原来高先生就住在这偏僻的小巷里。
作为抗战的大后方，高士其来的时候，黄姚早已人满为患，连祠堂里都挤得满满的。但是对于高士其先生，黄姚还是想方设法腾出地方。经过张锡昌的安排，高士其寄宿在了迎秀街罗家华屋后的草房里。
走进这座老宅，一切似还是老样子，石阶、砖墙、老式门窗、一个个隔间，泛着古意。中间开一门，通着后院。后面的草房子自然是不在了，草房的位置，有了另外的一座不大的房屋，规制应该同草房差不多。房子的前面，是一片小小的园地，里面种着花草，甚至还有清池浅水。多少年过去，当年的情景与现在大致相同吧?想问问主人，却是始终没有见到，一切都静静的，听不到什么声响。
那么，高士其先生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也是不错的。主人一家住在前面，尚有着一点隔离。这里在主要街巷的后面，远离喧器，正好适合先生静养与写作。
这个后院面对宝珠山，山青水碧，空气宜人。每天早晨，高士其总要在晒楼上静坐，观赏古镇四周景色，然后读书看报，抽出时间进行创作。度过了一段“坐久不知红日到，闲来偏笑白云忙”的安稳生活。
这是后来镇子里的人告诉我的。镇子里的人还说，高其的疗养与写作，甚至于研究，都是得到了从上海来的女子周行先的照顾。
在此之前，高士其先生始终没有安定和平静下来。
本来是去香港治疗，身体不但没有得以健康地恢复，反被歧视和虐待。好的是，他遇到生命中第一位妻子谢燕辉，在护士谢燕辉的照料下，高士其的病渐渐好转，而高士其又是个闲不住的性子，病情一好，便开始创作。不能写字，就口述，谢燕辉代笔，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，发表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。
此景不长，又在桂林遭遇了险恶，身心再一次承受了巨大的伤害:一个是贤淑的妻子突然离世，一个是曾经信赖的女子突然背叛。
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谢燕辉香港来到广西照顾高士其，同来的，还有一位李姓女子，自称是谢父朋友的女儿，乐意一同照顾高士其。这样过了一段安心的子日。后来日军轰炸桂林，人们开始逃散，高士其他们陷入了困境。慌乱中谢燕辉外出求援，却突发心脏病，倒地不起。此时李小姐不仅背叛离去，还将他锁在屋里，并且带走了所有生活用品，甚至他床上的蚊帐。致使他打门打不开，叫人叫不应，没有吃食，更是陷入蚊虫的肆虐之中。当青年作家马宁找到高士其时，他已经奄一息。
不能不说，这是高士其生命中的重大打击。幸亏在黄姚有了周行先的照顾（还有说是受到了马宁夫妇的照顾)，且个照顾是无微不至的。
在有限的资料中，不能十分详细介绍周行先这个女子，有些介绍把周行先说成是高士其的夫人，并且是这位夫人陪着高士其来到黄姚。黄姚也有人这样说。我看资料，把高士其先生在香港遇到的谢燕辉说成是他的第一位妻子(有说是名义夫妻)，而很久之后，在高士其的生命中，才出现了另一位女性金爱娣，成为他第二任妻子。金爱娣曾有过一段婚烟，1961年经人介绍与高士其结婚。金爱娣还把自己的儿子改名为高志其。看来，周行先作为他的第二位“妻子”，一直没有名分。高土其离开黄姚之后，就不知道周行先的情况了。
善解人意的周行先，料理着家务又兼任着秘书，她能够准确无误地明晓先生的意思，听懂他的任何话语。可以说，她是高土其的手，也是高士其的口。她为他表达着一切，代言着一切。
为此高土其是满意的。平时先生读书看报，她却是闲不住，照料大人，还要照料孩子，吃喝拉撒，缝补浆洗，忙不完的活。
那个时候，每隔两三天，张锡昌、欧阳予情、千家驹等文化人士就来看望高其。他们总带着书报和一些好吃的东西，扶高士其到树下聊天。当高士其知道欧阳予倩正在征集图书，建立黄姚图书馆时，便慷慨地捐出自己喜欢的书。
距离高士其不远的《广西日报・昭平版》的编辑也常来看望先生，并且委婉地向高士其约稿。那个时候，高士其的科普小品，已经很有读者了。
高士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《细菌的衣食住行》《我们的抗敌英雄》和《虎烈拉》时，将原来的名字高仕錤改成了高士其。他说:“我是去掉人旁不做官，去掉金旁不要钱。”高土其的文章，总是别具一格，浅显易懂，生动形象且夹叙夹议，既有科学性、文学性，又有思想性。这类科普文章一发表，就广受读者的欢迎。
高士其之所以要到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，是因为姐姐感染细菌病毒突然离世。中国的细菌学尚是一个薄弱学科，很多人对此了解甚微。高士其似有种使命感，促使他一次次拿起笔来，将自己的知识传之于众。
由于顽疾的折磨，他的手不停地动，每写一字都要天努力，然而他总是坚持着，哪怕一天只写几百字。就这样，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《人生七期》《霍乱先生访间记》《伤寒先生的傀儡戏)《鼠疫来了》等系列科普小品。结集出版的(我们的抗敌雄》《细菌与人》《抗战与防疫》的书籍一时成为抢货。来到幽雅古朴的黄姚，高士其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良好习惯，起床后先读书看报、然后进行创作。
在黄姚的时候，由于高士其先生的病情加重，他很少再用手写作，只能口述。他部神经麻痹，讲话一般人听不懂，只有周行先能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有客来访，周行先也会在身边做翻译。遇到高士其来了灵感，召唤周行先，她都会很快丢下手中的活，找来纸笔，坐在高士其的身边，认真记下他的话。到了晚上，安顿好孩子睡着，便借着昏暗的油灯，细心地整理高士其的作品。
整理好后，再念给高士其听。高士其最有名的科普著作《奇妙的数》和为《广西日报》写的科学小品，都是在周行先的帮助下面世的。
二
出了高士其故居，继续往前走，就发现这里通连着一个个过道，穿过去能通到另条巷子，到了那里，往右可以走出古镇，往左便又到了主街。
我这次是从出去的方向往回走，想着很快就能找到高士其故居，但是怎么也走不到。由于是晚上，巷子里实在是有些黑。本是在古镇遇到两个同伴，听她们说见到了欧阳予倩故居，便随口问了句:高士其故居呢，见了吗?她们便摇头。这一摇头就摇成了现在的结果。
怎么这么窄呀!这么黑呦!两位不停地在身后发声。
确实很窄，白天也没有觉得如此的窄，窄得简直要擦着肩膀。也确实黑，有几处老屋子，不但没有住人，还颓毁了，没有任何光亮。
在黄姚，真的不可太自信。
崎岖不平的小道还在往前引着迷惑，也引着恐惧。如果不是两个影子紧紧跟随，连我也失去了信心和勇气。已经属于黄姚的深切部位。有些房屋久不住人，门口的对联早就泛白，越发有些瘆人，经过时还听到什么掉落的声响。有些不知何时塌下的老砖碎瓦，让脚步磕磕绊绊。现在想来，白天只是闷头顺着一条路径走过来，其实里面有很多岔道，只要拐错一个，就走迷了。现在，你就是想回头，也不知道是哪条路了。
只能大着胆子走下去，到前面发现错了就再回来。这样来来回回的，渐渐看到了更多的光亮，那是灯笼散出来的诱惑。
转过一个屋角，更多的光透出来。放大胆地走去，并一个个门口看过，就看到了那座熟悉的老屋、还有老屋门口熟悉的牌子。
这样让人想到，高士其在科学小路上的寻找也是一样，知识与文学的灵光，也须有无数迁回曲折，无数疑惑和坚持才能获得。
当时黄姚来的名人多，大家都知道哪个巷子哪个人家住着什么人。他们会怀着崇敬与好奇，来到他们的寓所前巴望。当然也会来到罗家华家，借着串门，打看高士其先生的情况。
高士其知道后，会让他们进到后面来说话。他们进来就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看到狭小的草屋里还有显微镜、玻璃瓶和各种管子、仪器，书架上摆着厚厚的英文书，就更是心生敬意。他们都称他为“高先生”。看到高先生一日三餐总是吃白粥，就有些心疼。先生身患疾病，营养上不去怎么行?于是有些人就送鸡蛋、粮食和日常品给他，房东和邻居还会钓鱼给他滋补身体。
事隔多年，小镇上的人们说起来，都说高先生不是一个凡人，身患那么严重的病，说话写字都困难，还能讲出那么动人的，写出那么迷人的文章。当然，他们也记了那位娴静的高先生的助手周行先，当时都是她在先生身旁，大家才能与高先生愉快地交流。
只要天气好，高士其会在周行先的陪伴下出来走走。去看穿行于镇子的水，看像桂林一样的山，赞叹这个少见的乡村美景。他还会看百姓们的日常，他熟了一条条石板小街，一道道很窄的古巷子，见了乡亲都会拾起不方便的手打打招呼。人们都知道那是高先生，都热情地让道，也让进家中去坐。
高士其还让周行先扶着，到黄姚制作豆豉的作坊去参观，跟老师傅交流，告诉他们豆豉的奥秘。最后写出《美味的黄姚豆豉有霉菌的一份功劳》，交给《广西日报》发表，使黄姚的百姓懂得了豆玻制作的真正原理。
黄姚人就愈加喜欢到高先生家串门了，他们还从高先生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细菌的知识，有了防病治病的经验。他们口口相传着先生的《病的面面观》《细胞的不死精神》《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》，他们甚至还懂得了酒的制作原理，有人按照先生的方法，将制作成功的啤酒带给先生。
高士其和黄姚人完全地打成了一片。虽然先生行走说话都不方便，但是他的心黄姚人都懂，他也懂得黄姚人的心。黄姚人都说，尽管外边一直不大安宁，黄姚还是幸运的，尤其来了这么多先生，让黄姚人见了世面，长了见识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
对于高士其他们来说，也是同样，同黄姚百姓亲密的接触中，他们也有了很多感触，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，提高了对生活的认知。
可以说，在黄姚，高士其从来没有这样放松过，快乐过。这里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，比之在香港在桂林都开心。
患难出真情，这个非常的时期，高士其对黄姚产生了深深的依恋。如果不是抗战胜利组织让他离开，他也许还要在这里住下去。
三
这一天，黄姚骤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和欢呼声。1945年8月16日，黄姚出版的《广西日报・昭平版》，用特大的铅字套红发表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新闻。《广西日报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手拿报纸走上街头，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消息告知民众。
人们从自家里走出来，涌向街头，共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当天的报纸早被人抢购一空。高士其先生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，不顾残疾之躯，在周行先的搀扶下，走出家院，上街去和群众一起欢呼，共同分享抗战胜利的喜悦。
9月1日，在黄姚住了将近一年的高土其先生，在组织的安排下，要和黄姚告别了。
人们看到高先生准备行装，不少人赶来与他别，有的送来黄姚豆豉，有的送来黄精酒，有的送来煮熟的鸡蛋。黄姚人说，高先生啊，空闲了，再回来看看!
高士其上路了，他一次次回头，不舍地看着给自己留下无尽怀想的地方。终是思绪万千，从心底吐出了那首感人的诗:
别说我们住厌了旧村庄，
别说我们不喜欢小草屋，
在你温暖的怀抱里，
滴落了疏散人的泪珠。
如今，抗战胜利了我们得回去
别了，黄姚，
——我们避难时的保姆……
别了，黄姚，
——我们患难中的朋友……
别了，黄姚，
——我们乱世间的爱人!
黄姚人说起来，那年先生40岁。
黄姚人记得，先生后来还担任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、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，黄姚人说先生不喜欢做官那些都是虚名，最主要的是先生以伤残之躯，写出了75万字的科普作品，出版了18部科学著作，“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”。
黄姚人说，先生顽强地与病魔斗争，直活到83岁高龄!那年是1988年，先生走了，黄姚人望着北方，含泪为他焚香送别。黄姚人说，天上的一颗行星就叫“高士其星”，那是世界公认并纪念他为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。
多少年过去，黄姚依然保存着所爱及那些忘不掉的往事。在他故居的门口，永久地刻着那首《别了，黄姚》。
已经是晚上十点，若是在以前，先生怕是已经休息。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过，没入了窄窄的巷子中。
抬头望天，一线天空，星光闪动。
